我和我的二本学生: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


原标题:我和我的二本学生

山西太原的一场就业洽谈会。(本版资料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)

考研学子们将楼道、天台变成了自习间。

考研学子在天台上自习。

北京,下班时间的“蚁族”聚集区。

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里参加主题为“因为爱情”的相亲快闪。

招聘会上的大学生。

1995年,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,按今天的划分,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。2005年,我博士毕业,进入广东F学院当一名教师,见证了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成长。短短20多年,那些与我起点一样的二本学生,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,是否如我一样,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,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?

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,从某种程度而言,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,他们的命运,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

我的学生,大多出身平凡,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,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,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,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。务农、流连于建筑工地,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,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,和当下学霸“一线城市、高知父母、国际视野”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,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,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,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,来到繁华的都市后,对未来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
我想知道,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、原生家庭,以及个人实际能力,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。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,那么,对大学教育的审视,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,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。

《风》

2005年10月8日,我第一次踏上讲台。我所在的系部叫经济贸易系。初次上课的教室在二栋101,这是一幢陈旧的教学楼,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,有些桌面已经斑驳、翘起,凳子是那种只要站起来,就会发出刺耳声音的活动凳,学生下课时,会劈里啪啦响上半天,涂有银灰色油漆的铁门,像仓库的大门,式样老土,看起来粗糙、结实,一把厚重的铁锁,用铁条焊接而成,一块同样陈旧的黑板,讲台上散落的粉笔,立即将我带入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氛围。因为建筑的陈旧,二栋没有配备多媒体,这种原始的状态,让我心安、平静,备感踏实。

几年后,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,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,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。很长时间,我才意识到,随着我专业知识的增多及教学经验的丰富,为什么课堂的味道,却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栋的感觉,这和教学手段的变化密不可分。对人文学科而言,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,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,让老师无形中备感压迫,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